文學是有限向著無限的眺望，保留對文學的熱愛，也就保留了人文精神時代轉譯的可能。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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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的話：

范雨素是湖北人，來自襄陽市襄州區(qū)打伙村，43歲，初中畢業(yè)，在北京做保姆。我們在北京皮村采訪時讀到了她的文章。皮村是北京東五環(huán)外一個命運獨特的城中村，因為頭頂有飛機航線、不適合房產(chǎn)開發(fā)，至今密布著小型加工廠和打工者租居的平房。在這里，幾十位有文學興趣的打工者組成了文學小組，在NGO“工友之家”幫助和指導老師支持下寫作，油印文學刊物。范雨素就是文學小組的成員。她趁空閑用紙筆寫了十萬字，是兩個家庭的真實故事。大哥哥是不認命的農(nóng)民，小哥哥是少年早慧的神童，小姐姐是提筆成詩的女詩人，都不是常見的農(nóng)民形象。

去年，我們曾發(fā)表過范雨素的文章《農(nóng)民大哥》。范雨素是湖北人，來自襄陽市襄州區(qū)打伙村，44歲，初中畢業(yè)，在北京做育兒嫂?？臻e時，她用紙筆寫了十萬字，是兩個家庭的真實故事。

她說，當育兒嫂很忙，若把這十萬字手稿整理出來敲進電腦，“要猴年馬月，我很忙，沒時間。” 但她覺得，“活著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她文筆輕盈，有種難以模仿的獨特幽默感，有時也有種強烈的力量噴薄而出。她像位人類學家，寫下村莊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檔社區(qū)生活的故事，寫下對命運和尊嚴的想法。今天這篇文章，是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范雨素

文| 范雨素

1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

我是湖北襄陽人，12歲那年在老家開始做鄉(xiāng)村小學的民辦老師。如果我不離開老家，一直做下去，就會轉成正式教師。

我不能忍受在鄉(xiāng)下坐井觀天的枯燥日子，來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歲。

來北京以后，過得不順暢。主要因為我懶散，手腳不利索，笨。別人花半個小時干完的活，我花三個小時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飯館做服務員，我端著盤子上菜，愣會摔一跤，把盤子打碎。掙點錢只是能讓自己餓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兩年，覺得自己是一個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個東北人結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結婚短短五六年，生了兩個女兒。孩子父親的生意，越來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實在受不了家暴，便決定帶著兩個孩子回老家襄陽求助。那個男人沒有找我們。后來聽說他從滿洲里去了俄羅斯，現(xiàn)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頭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訴母親，以后我要獨自帶著兩個女兒生活了。

2

童年，我和小姐姐倆人腳對腳躺床上看小說。眼睛看累了，就說會兒閑話。我問姐姐：我們看了數(shù)不清的名人傳記，你最服的名人是哪個?小姐姐說：書上寫的名人都看不見，摸不著，我都不服氣，我最服的人是我們的小哥哥。

我聽了，心里不以為然。是呀，書上的名人是看不見，摸不著。但我們生活中能看見摸著的人，我最服氣的是我的母親。小哥哥無非就是個神童罷了。

我的母親，叫張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她在14歲那年，因能說會道，善幫人解決矛盾，被民主選舉為婦女主任。從1950年開始干，執(zhí)政了40年，比薩達姆、卡扎菲這些政壇硬漢子的在位時間都長。不過，這不是我服氣母親的原因。

母親只有幾歲的時候，偽爺(外祖父)把她許配給房子連房子的鄰居，就是我的父親，以后母親就能幫襯我的舅舅了。我的父親年輕時是個俊秀飄逸的人，可父母親的關系一點也不好，他們天天吵架。

從我記事起，我對父親的印象，就是一個大樹的影子，看得見，但沒有用。父親不說話，身體不好，也干不了體力活。屋里五個娃子，全靠母親一個人支撐。

我的母親是生在萬惡舊社會的農(nóng)村婦女，沒有上過一天學。但我們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親取的。母親給大哥哥起名范云，小哥哥起名范飛。希望兩個兒子能成人中龍鳳，騰云駕霧。母親給我們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隨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開桂花的時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開梅花的時候生的，應該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諧音“霉人”，不吉利。媽媽就給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開時生的，媽媽給我取名范菊人。十二歲那年，我看了當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說《煙雨濛濛》，是瓊瑤阿姨寫的。便自作主張，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