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輪量化寬松之后，我們已經到了周期的尾部，貨幣政策不再是寬松的政策了，全球經濟的復蘇在全球不同國家速度不同，不同國家截然不同，全球市場并不是協(xié)調一致，貨幣政策也是。

中國過去使用反應性的貨幣政策來應對金融危機，采取適應性的政策，就要做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

經濟工作會議宣布，我們回到謹慎的貨幣政策，但是全球的復蘇是經過了很多的曲折。我們看到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仍然沒有解決，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已經發(fā)生，波及到其他國家。所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也需要重新進行改變，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日本央行面臨著非常大的挑戰(zhàn)。但是我認為這個方向就是要看到貨幣政策的限度，要認真地去考慮什么時候如何離開這種貨幣寬松的周期。

第二點，關于再通脹，已經在一些國家看到了再通脹，但是在全球來講做任何判斷還維持尚早。在今年我們看到有些國家在全球商品市場價格上揚，我們要保持審慎的態(tài)度來對待再通脹的現象，我覺得這個和貨幣政策的制訂是有直接關系的。

第三點，在這么多年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執(zhí)行之后，不管怎么說我們已經在全球在很多國家放棄了流動性。雖然貨幣政策制訂當局已經開始緊縮他們的政策了，但是這個緊縮的過程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某些期間，我們會強調結構改革以及其他長期的發(fā)展戰(zhàn)略，以發(fā)出信號告訴人們我們不要太依賴于貨幣政策。但是這個信號的發(fā)出是很重要的。

改革和結構政策我可以談論談論，我們有著長期的一系列改革，也有中短期關注重點，對于長期來說很多年前已經開始了，我們特別強調內需，中國過去特別依賴于出口，我們改變了結構，現在開始強調消費者內需，家庭需求，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那個階段。

第三，全球技術國家認為中國是一個制造中心。也許我們太依賴于制造業(yè)了，服務業(yè)相對薄弱。中國政府強烈的號召服務行業(yè)一系列其他的各種各樣的服務行業(yè)進行增長，有數據顯示，服務業(yè)在GDP當中占的比例，從10%、33%到現在，在GDP占了51%還是52%。這是很大的變化。

再來看看中短期的關注點，在中國在去年之后我們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減少庫存和杠桿率，減少企業(yè)的運行成本，來解決這些瓶頸問題。這些都是結構上的問題，得到了強調。

就全球而言，為什么人們會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再轉向改革呢?我認為金融危機剛開始許多先進國家體的債務在GDP中占的比例相當高，公共債務比較高，在歐洲、就歐盟的標準GDP60%的是公共債務。后面階段2010年的時候在有些歐盟國家主全權債務又出現了問題。

20國集團峰會號召財政的整合，當時很多國家貨幣政策制訂者認為財政政策的手段已經窮盡了。財政政策對結構改革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如果財政政策已經沒有空間了的話，就很難繼續(xù)進行這些結構改革。

在未來我們慢慢意識到這一點，即使財政上的指標不是很好，我們還是必須繼續(xù)用財政手段，財政工具。我認為之后大家會再度看到某些國家開始強調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

國家貨幣基金組織說我們鼓勵使用財政政策，但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財政政策空間。所以我們要自己做出判斷，每個國家要單獨做出判斷對日本來說債務占GDP比例是比較高的國家。

對中國來說，我們的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在中國，有30多個省政府，但是省政府自己也可以借債，要進行結構性改變，基礎投資、城市化，包括發(fā)展服務行業(yè)這都需要投資。

所以地方政府要促進這些事情的發(fā)展，但是我們需要去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整財權、事權以及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

最近對此中央折算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有很多研究，不同的省會有不同的財政指標，有些省已經債臺高筑，有些省還有舉債的空間。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值得探索的領域。

但是我們也不是說貨幣政策完全沒用，無法促進結構性的改革。我們的一些想法就是貨幣政策就是會調整總量的需求，而并不是調整結構，并不是調整行業(yè)。

但是，我們也可以有一些創(chuàng)意，利用一些工具能夠鼓勵或者是支持某些行業(yè)，我們的貨幣政策可以把錢導入一些戰(zhàn)略行業(yè)，可以幫助進行結構性的改革。

看來英國央行也做了類似的事情，就是為貸款融資，在中國我們也希望能制訂一些政策鼓勵下農村地區(qū)的貸款，以及向小企業(yè)進行貸款。但是成效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綜合騰訊財經、證券時報、華爾街見聞、鳳凰財經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