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波，在百名嫌犯紅色通緝令名單上排在第二位。新加坡和我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李華波出逃前又做了周密的準備，他的成功遣返，在追逃方式、工作機制、國際合作等方面，都非常有典型意義。

江西鄱陽是國家級貧困縣，李華波外逃之前，是縣財政局經濟建設股的股長，職位雖然不高，卻掌握著重要的資金監(jiān)管權。當年他和兩名同伙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公款9400萬元，相當于這個貧困縣年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堪稱小官巨貪的典型案例。李華波生性好賭，這些錢大量被他用于前往澳門賭博揮霍。

李華波（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原股長）：去一次以后就覺得有點上癮，有時候真的是有點不計后果的樣子，拿了以后輸了，輸了又去拿，好像到自己家里保險柜里拿錢一樣的。

澳門檢察院提供的記錄顯示，李華波在賭場輸掉的錢高達3400多萬港元。李華波心里清楚已經犯下大罪，因此決定外逃。

李華波(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原股長)：說句實話自己也害怕，也想逃避法律制裁，所以就辦理移民。我當時在網上也查了，有些資料我也看了，如果能跑到一個跟中國沒有引渡條例(約)的國家，可能會相對比較安全一點，當時自己是這樣想的。

李華波做了逃避追捕的各種考慮，他選擇了和中國沒有引渡條約的新加坡，提前辦理了投資移民獲得了合法居民身份。他還通過地下錢莊等渠道，將揮霍剩下的3000多萬元預先轉移到了新加坡。這是辦案機關制作的李華波轉賬路線圖，通過這些密密麻麻的復雜線路，就能看出他的周密策劃。完成這一切之后，2011年1月，李華波舉家飛往新加坡。

李華波(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原股長)：我自己說句實話，心里也這樣認為，自己認為出了國不要緊了，當時是這樣認為。

自以為可以高枕無憂的李華波完全沒有想到，他的好日子沒有持續(xù)多長時間。在新加坡逍遙了僅僅一個多月后，新加坡警方突然對他實施拘留，并凍結了他在新加坡的所有資產。

李華波并不知道，他出逃后，我國第一時間就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fā)出了紅色通緝令；不到一個月，我國就向新加坡提交了他跨境轉移贓款和偽造移民申請材料的有關證據。

正是因此，新加坡警方迅速對他采取了行動。

李華波(江西省鄱陽縣財政局原股長)：當時我還抱有這種幻想，我們跟新加坡沒有引渡條例(約)，律師當時說的，真的是有這個案子你也別怕，因為新加坡的法律跟中國法律不同。

境外追逃主要有四種方式，除了引渡，還有遣返、異地追訴、勸返。

雖然沒有引渡條約，但不意味著沒有其他辦法。在李華波案中，遣返和異地追訴這兩種方法被充分運用了起來。

黃風(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刑法研究所所長)：在這個案件當中呢，我們就是和新加坡的主管機關來合作，在新加坡對他提起刑事訴訟。因為他向新加坡轉移資產的這樣一些行為，也觸犯了新加坡的法律，構成了洗錢犯罪。在新加坡對他提起刑事訴訟，這種刑事訴訟它起的一個作用，就是對他已經取得的移民身份的吊銷，這樣李華波就從新加坡的永久居民，這樣一個合法的法律地位就喪失了，變成了一個非法移民，就可以通過移民法的遣返方式把他遣返回國了。

之所以能采取異地追訴的辦法，緣于中國和新加坡都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締約國。這一公約于2005年12月正式生效，是聯合國歷史上第一個用于指導國際反腐敗的法律文件。有了這一公約，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之間，開展反腐敗領域的司法合作也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蔡為(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副局長)：和新加坡我們這次合作也是第一次以這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為基礎，相互提供司法協助，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嘗試。

2012年1月，新加坡總檢察署針對李華波轉移贓款到新加坡的行為，以不誠實接受偷竊財產罪起訴李華波。李華波重金聘請了辯護律師，辯稱這些錢是在中國經商所得，并非貪污的公款。針對他的抗辯，新加坡檢方邀請中國派出檢察官到庭作證，提供這些錢屬于公款的證據。

許軼峰(時任鄱陽縣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我們主要就是提供了兩塊證據，錢是如何從中國財政專戶上最后通過中間人轉移到新加坡的，這是一塊。第二塊我們也充分調取了李華波的個人以及家庭財產收入情況，包括李華波確實有違規(guī)從商經營這么一個情況，事實上根據我們查實的情況，李華波有經商，但是在經商過程中都沒有賺到利潤。

李華波最終在新加坡被判處有期徒刑15個月。2015年5月9日，李華波在新加坡出獄，當天即被遣返回中國。他回顧自己在新加坡的四年，整個都是在惶恐不安中度過的。

扎實的證據鏈使得法庭采信了中國檢察官的證言，對判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