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夏天，朱敏一家三代為康克清老人祝壽。前排左起：劉寧、康克清、劉敏;后排左起：劉建、王玲、劉錚、劉武、朱敏、林江紅、劉進

提及“嚴打”中朱德孫子被懲處：

“他們是被舊時代特權思想給害了”

作為干部子弟，劉建和兄弟姐妹們從小被教育不能有“特權思想”。

“雖然我們小時候住在中南海，但是上學的時候都是走路去的，剛開始上一年級就不讓坐汽車，上小學時周圍的同學們都不知道我們是誰，也不會去故意顯擺。”劉建說。

劉建認為，干部子弟和老百姓之間的區(qū)別就在于特殊化。“子弟們認為誰也管不了他，沒有約束，不敬畏什么東西，這是最要命的。”

劉建說：“家里的教育就是從小讓我們思想中始終有一種敬畏，知道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特別是康奶奶，她從各個細節(jié)抓，比爺爺還嚴厲。”

朱老總給人的印象是溫和敦厚，很少發(fā)脾氣。劉建說：“爺爺說話很溫和，很少有發(fā)火的時候。”

然而，在“文革”中，他第一次看到爺爺在家中對親屬發(fā)火。那時，“我表哥在學校里參加‘聯(lián)動’(‘首都紅衛(wèi)兵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的簡稱)。”“聯(lián)動”的參與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做了很多針對老一輩革命家的事情，對他們亂扣帽子，還進行了殘酷無情的批斗，干部子弟們對自己前輩遭到惡毒攻擊表示不滿，就成立了這個組織。“我的兩個表哥在社會上說了一些對文革不滿的話，引起了公安部門的注意，把他們抓起來了。公安部門審問他們：‘你們講中央的事情，從哪兒聽來的?’他們隨口就說：‘我爺爺告訴我的’。”

“這可就麻煩大了，馬上成了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反映到上面了。有關文件后來就放到了爺爺的辦公桌上。爺爺回家看到后，就發(fā)火了。因為那個時候那樣講很危險，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嚴重。爺爺雖然沒有怒氣沖沖，但表情非常嚴肅。”劉建說。

“文革”中，長大的孩子們陸續(xù)離開了中南海，脫離了管教，在外做出些不知輕重的事，爺爺奶奶知道了，經常會嚴厲批評，甚至禁止他們回家，以示懲罰。奶奶經常告誡兒孫要遵紀守法，特別指出不能有目無法紀的特權思想。

劉建回憶說：“奶奶身邊女工作人員多，她特別要求我們凡年長者要稱阿姨、大姐，年輕者稱同志。在家中，男孩子不允許穿內衣褲閑逛，要求孩子們在家中和單位都要始終如一。”

爺爺生前曾囑咐過奶奶：“如果孩子不爭氣，犯了錯誤，出了問題，你也不用生氣，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子孫不爭氣，你可以登報，與他們脫離關系。”

劉建說，爺爺的話不幸言中。1983年，適逢“嚴打”，爺爺的四個孫子因特權思想嚴重，不聽組織勸告，公開玩弄女性觸犯了法律，受到了懲處，其中最小的一個在天津被處決。奶奶康克清知道此事后，不護短，不袒護。當有人提出請奶奶找人幫忙給他們減輕罪行時，她態(tài)度明確地表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當有人說他們給朱老總抹黑時，奶奶氣憤地說：“他們是他們，他們做的壞事自己負責，跟朱老總沒有關系。”劉建坦言，“他們是被舊時代的特權思想給害了。”

在家里時常“唱紅臉”的朱德夫人康克清，也是位堅決反對特權的耿直奶奶。

1976年爺爺去世了，奶奶馬上向組織報告，交房子并提出來她該享受自己的待遇，該搬到什么房子住就搬到什么房子去;老總的車立即交，工作人員按照中央的規(guī)定，老總的文件該交的交，該退的退，然后回到自己的單位去。組織在工作上派給她誰就是誰，負責照顧朱老總的人員，現(xiàn)在朱老總不在了，就應該回到自己的原單位。1992年奶奶去世之后，劉建的母親朱敏也把這種做法繼承了下來。要求將奶奶的住房退給單位，交給組織，并向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寫信：

媽媽康克清病逝后，根據媽媽臨終前的遺囑“我什么都不要”和爹爹后事處理的原則，我對爹爹和媽媽遺物的處理意見報告如下：

一、媽媽的存款：她老人家生前一直關心家鄉(xiāng)的建設，存款就捐給江西萬安縣，支援家鄉(xiāng)的教育事業(yè);

二、爹爹和媽媽的手稿、書籍及有革命歷史和教育意義的文物、有保存價值的禮品全部交給組織。

媽媽病逝已近兩年，遺物暫時存放在她原來的辦公室、臥室以及庫房里。因為我不住在那里缺乏嚴密的組織管理，加之今年暖氣試水時漏水，物品部分受潮，造成了一點損失，因此，我建議：請組織上指定專人組成處理小組，作為親屬我們將遵照他們的遺愿，配合組織，善始善終處理好有關他們的一切事宜。

朱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