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

139名“應該下”的官員中，94人或因不敢擔當、不負責任，為官不為、慵懶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職責，出現(xiàn)較大失誤，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稱職等，被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

一直因塌方式腐敗受到高度關注的山西，又有大動作。2014年9月至2016年4月這19個月內，山西有139名官員掉“官帽”，被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平均一個月7人被“刷下”。

值得注意的是，這139名官員被摘“官帽”，與違紀違法、到齡退休等無關。

近日，人民日報也刊發(fā)《從嚴治吏：山西19個月調整139名不勝任現(xiàn)職的領導干部》一文，報道了山西官場的上述大動作。

“政事兒”注意到，自去年7月中辦印發(fā)《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guī)定(試行)》以來，各省都制定了實施細則， 不過，大規(guī)模向下調整干部的省份目前還不多。人民日報的報道表明，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guī)定(試行)》印發(fā)之前，山西就已經開始向下調整干部。其 向下調整的標準是什么?這139人都干了什么?

139名官員因何被“刷下”？

“政事兒”注意到，山西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孫大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干部“向下”調整，主要有三個原因。

其一是違法、違紀，重大事故問責等原因，“必須下”。例如十八大以來山西落馬的7名省部級官員，以及高平市原市長楊曉波、晉中市委原副書記張秀萍等大量廳局級官員，落馬均屬于違紀違法“必須下”，楊曉波、張秀萍均有貪腐等嚴重問題，且與他人通奸。

其二是由于到齡退休、任期屆滿、身體健康等原因，“自然下”。此類原因被免職在黨政機構中最常見。

其三就是“應該下”，被組織部等部門判定為不適宜擔任現(xiàn)職干部。“沒違紀、沒違法，就是因為工作能力不夠、狀態(tài)不佳”，孫大軍稱。

2014年9月至2016年4月，山西全省共調“下”領導干部2026人。其中，屬于“必須下”的256人(違紀違法免職221人、問責免職 35人);屬于“自然下”的1631人(到齡免職1205人、任期屆滿離任152人、健康原因調整123人、自愿辭職151人)：屬于“應該下”的139 人。

139名“應該下”的官員中，94人或因不敢擔當、不負責任，為官不為、慵懶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職責，出現(xiàn)較大失誤，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稱職等，被免職或改任非領導職務。

比較典型的“應該下”案例有：

案例一是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原辦公室主任。2014年，山西抗旱應急水源工程項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導致數(shù)億元中央專項補助資金“沉睡”超過一年。啟動追責后，發(fā)現(xiàn)資金“沉睡”系因不作為，該名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主任負有主要領導責任，被免職。

案例二是某區(qū)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原局長。其副手、一名副局長因貪腐被判了刑，該名局長因沒有履行好一把手的主體責任、抓班子帶隊伍沒有魄力和辦法，特別是對班子成員監(jiān)管不力，被免職。

案例三是某市一名正處級干部，被免職有多個原因：個人事項瞞報房產;家不在任職地，通常是周一下午來、周五早上走，不在崗是常事;遇事推、躲、 繞，本該自己做的重要工作都推給副手，對上級交辦的重點工作經常拖拖拉拉，工作沒熱情、私事跑得勤;組織誡勉談話時態(tài)度不端正。

案例四是山西某市環(huán)保局長。該市因環(huán)境污染問題被環(huán)保部華北督查中心掛牌督辦，可該名局長工作推進力度不夠、進展緩慢，實現(xiàn)預期目標困難。該市市委研究認為，這名局長的工作能力、工作狀態(tài)難以打贏這場硬仗，遂決定調崗，從環(huán)保局長調整為非領導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