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廈門事件(三)

東本愿寺在廈的布教與陰謀

日本京都東本愿寺“御影堂”，世界最大木構(gòu)建筑之一——選自林聰:《一步一如來2:京都朝圣旅人書》。甘肅民族出版社，2013年09月版

銅版東本愿寺圖——選自稻葉昌丸,禿氏祐祥編《真宗溫古圖錄》，第1輯。日本京都:真宗溫故會，昭和13年(1938年)版

廈門局口街山仔頂巷

局口街山仔頂巷里的民國老建筑

甲午戰(zhàn)爭時，大谷派號召日人踴躍從軍，“力抗暴清”;他們還主張“利劍即是佛陀”，宣稱戰(zhàn)士赴死，將喜歸凈土極樂;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共犯。

日本凈土真宗東本愿寺

要厘清1900年廈門事件，還得先從日本佛教“凈土真宗大谷派”說起。

凈土真宗，簡稱“真宗”，是日本佛教宗派，以如來為本尊，又以“一心一向歸命阿彌陀佛”為教旨，由僧人親鸞于1224年在日本創(chuàng)立。

親鸞(1173-1262年)，幼年出家，日本佛教徒尊之為“親鸞圣人”，日本鐮倉時代的佛教改革家，以農(nóng)村為基礎布教，推崇《無量壽經(jīng)》才是“佛的真實之教”，創(chuàng)立“凈土真宗”。凈土真宗不十分注重勤修稱名念佛，而是強調(diào)“信心正因”，并提出“惡人正機”，認為惡人正是阿彌陀佛拯救的對象。在宗風上，還允許僧侶食肉、娶妻。1203年，親鸞娶藤原兼實的女兒玉日為妻，為日本僧侶公開娶妻之濫觴。

凈土真宗發(fā)展到親鸞的曾孫、僧人覺如時，正式以日本京都的本愿寺為真宗大本山。1602年，因為勢力太盛，受到猜忌，德川家康捐地將京都本愿寺分為東、西兩寺，形成今天的凈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和凈土真宗“大谷派”(東本愿寺)，并與其他8派一起，合稱“真宗十派”。

到今天，凈土真宗已成為日本佛教最有影響的宗派之一。1986年的一個數(shù)據(jù)稱，凈土真宗“共有信徒1380萬人”。

真宗大谷派的本山——日本京都“東本愿寺”始建于1602年，以建筑宏偉著稱。山門高27米、寬31米，與知恩院、南禪寺的山門合稱“日本三大門”。尤其是東本愿寺中的御影堂，南北寬76米、東西長58米、高38米，與奈良東大寺中的大佛殿，并稱世界最大木構(gòu)建筑之一。寺內(nèi)還珍藏著親鸞所著真宗圣典《教行信證》真跡，系日本國寶。

大谷派號召“力抗暴清”

日本真宗大谷派(東本愿寺)的獨特之處，不僅僧人可以吃肉、娶妻這么簡單。

首先，它積極開展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日本學者川邊雄大的研究表明，東本愿寺開始海外活動的時間，比其他宗派更早。早在1873年，東本愿寺就派出僧人小栗棲香頂來華， 1876年在上海英國租界的北京路，設立“東本愿寺上海別院”，這是日本佛教在中國傳教的第一個據(jù)點。

其次，不止一位學者注意到，東本愿寺(真宗大谷派)的僧人和信徒，積極為日本軍國主義賣命。劉景嵐等先生指出:“1894年6月1日，日本天皇發(fā)布對華宣戰(zhàn)的詔諭后，大谷派法主大谷光瑩隨即頒布法諭:‘揚國威于海外，是則帝國臣民應盡之義務，也即守本宗念佛行者本分’。(同月)從8日到11日，即連續(xù)發(fā)布了19份通告，要求未從軍者恪盡農(nóng)工商之本分，獻納軍資，力購國債，寄贈物品，‘力抗暴清’。1904年，日俄戰(zhàn)爭在中國東北爆發(fā)，大谷派隨即發(fā)布動員國民參戰(zhàn)的《戰(zhàn)爭法話》和《告出征軍人之門徒書》，要求奮勇殺敵，號稱‘利劍即是佛陀’，勇敢赴死，‘將得南無阿彌陀佛之助’，從而喜歸凈土極樂。”

就是這么一個日本真宗大谷派，1896年前后來到廈門，開始了在廈門的布教與陰謀。

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

如今的思明區(qū)局口街山仔頂巷，只是一條普普通通的老城窄巷。曲折的十數(shù)級臺階，將人帶進寬不足三米的逼仄小巷中。舉目環(huán)顧，四周房屋都是新建，似乎只有一幢房子的門樓為民國風格。1900年直接引發(fā)廈門事件的山仔頂“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已經(jīng)湮滅在歷史的塵埃里，遺跡無存。

對于這所布教所的設立，《廈門市志》中這樣記錄:“清光緒22年(1896年)，日本真宗大谷東教派僧人水谷魁耀等，通過日本駐廈總領(lǐng)事，租用山仔頂一座民房作為布道所，稱為‘真宗大谷教本愿寺布教所’”。不僅將水谷魁曜名字寫錯，且“真宗大谷東教派”、“真宗大谷教”之類名詞，顯然對日本佛教頗為外行。

其實，早在1941年廈門淪陷期間，日本人為粉飾太平而折騰出來的《新廈門指南》一書中，對真宗大谷派在廈門的流傳，已有明確記錄。1896年前后，廈門人林麗生，迎合當時已占領(lǐng)臺灣的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向時任日本駐廈門二等領(lǐng)事上野專一建議，在廈門開展日本佛教的傳教活動。這一建議，得到時任日本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大力支持，派出真宗大谷派僧人、時任臺灣宜蘭蘭陽寺住持的故加蘇廣法師來廈，開始布教，初時大概住在廈門城內(nèi)的東亞書院之類地方。其后，東本愿寺派來的僧人水谷魁曜等人，才在局口街山仔頂巷，租下一處小小民房，作為“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

綜合日本外交機密電報及中國官方當時的記錄可知，這處山仔頂巷的布教所，“為租賃之房”，房主姓張，為英國教民，“租金不詳”。該處房子“房間狹窄”，進門后左側(cè)有傭人房間。門外左側(cè)小巷里，有公共廁所。

東本愿寺在廈門的后續(xù)

雖說1900年山仔頂巷東本愿寺布教所被燒，但日本真宗大谷派并未絕了在廈傳教之心。

1930年代初，真宗大谷派僧人神田惠云來廈傳教。1936年，神云等人覓得白鹿洞山腳下地方(今第一醫(yī)院后面白鹿洞路一帶)，準備興建“廈門東本愿寺”，卻遇阻撓未果。1938年5月，廈門淪陷。6月，真宗大谷派僧人即在日寇刺刀保護下，繼續(xù)施工，在白鹿洞山腳下建成“廈門東本愿寺達觀園”，占地3000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神田惠云等日本僧人被遣送回國?；貒?，神田立下契據(jù)，將白鹿洞山下的東本愿寺的房舍田產(chǎn)，全部獻給廈門佛教會，永為基業(yè)。(文/圖黃紹堅)

1900年廈門事件(四)

日本人編織的拙劣謊言

德國老照片:日本哨兵在街道的哨位上——陳亞元先生收藏

德國老照片:海港的苦力們搬運行李——陳亞元先生收藏

現(xiàn)代學者認為，縱火焚毀山仔頂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正是真宗大谷派僧人高松誓及在廈日本浪人千葉久之助等人所為。還有學者指出，他們受到日本臺灣民政長官后藤新平指使。

日本外交檔案里的廈門事件

2013年，廈門大學陳小沖先生主編的《廈臺關(guān)系史料選編:1895-1945》一書出版，書中根據(jù)日本外務省編輯出版的《日本外交文書》，翻譯整理了一套日本方面關(guān)于1900年廈門事件的外交檔案。

綜合幾份日本外交檔案記載可知，1900年8月23日那天，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本多文雄已回日本，寺廟事務交給漳州東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高松誓負責。當天傍晚，高松誓與泉州東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水谷魁曜、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僧人宮尾璙秀等人，一起到鼓浪嶼參加一場法事，據(jù)說當晚就住在鼓浪嶼上日本人小島榮藏方家里。那天晚上，在山仔頂巷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里住著的日本人，只有教徒、清國游學生片貝治四郎(30歲);在傭人房里，還住著一位目不識丁的19歲泉州籍傭人趙振須。

當晚，位于水仙宮街的廣貫堂主人、日本人隅田巖次郎來訪，與片貝交杯互酌，至21時而散。隨后，片貝和趙振須分別入寢。

1900年8月24日0時30分左右，已入睡的片貝治四郎和趙振須，先后被喊聲和槍聲驚醒，發(fā)現(xiàn)布教所的門扉已被人破壞，四五人闖入屋內(nèi)，四處縱火;門外還有人聲喧嘩。片貝和趙振須慌忙逃命。奇怪的是，據(jù)趙振須說，進屋縱火的暴徒見他逃出，竟然一言不發(fā);門外的人也是任其逃命，只一味喊著“失火啦”、 “救命”。

兩人分別逃出后，先后坐舢舨到鼓浪嶼日本領(lǐng)事館報告火災事件。

凌晨1時20分，日本領(lǐng)事館收到火災事件報告。日本領(lǐng)事館附警部(警長)日吉又男，率巡警上原寅太郎，準備從鼓浪嶼到廈門火災現(xiàn)場察看，卻遇到正在鼓浪嶼碼頭待命的日本軍艦和泉艦的小汽艇。日吉又男沒上船，卻奇怪地折回日本領(lǐng)事館。

凌晨1時50分，日吉又男攜帶日本領(lǐng)事上野專一擬好的文件，登上另一艘火力強大的日本軍艦高千穗艦，將文件交給艦長武井久成大佐。凌晨3時30分，由日吉又男帶路，率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軍官1名、水兵1分隊，從和泉艦出發(fā)，在廈門港仔口街(鎮(zhèn)邦路)碼頭登陸，經(jīng)木屐街、二十四崎頂街、走馬路街(今大中路)，于凌晨4時左右，抵達位于山仔頂街的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據(jù)稱，該布教所主屋已燒成灰燼，僅剩門邊兩側(cè)傭人房間尚存。

日吉又男強調(diào)，到達現(xiàn)場時，火災現(xiàn)場門口有廈門本地練勇十余人警戒。

拙劣的謊言

即使僅憑日方外交檔案的記錄，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其中充滿漏洞和謊言。

首先，負責山仔頂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的真宗大谷派僧人高松誓、水谷魁曜等人，8月23日下午及晚上在鼓浪嶼什么地方、因為什么原因舉辦法事，始終沒有交代。布教所失火后，高松誓等人又在哪里?在干什么?也始終沒有交代。這不能不令人疑竇叢生。

其次，在山仔頂布教所，暴徒強行破門而入，進屋四處縱火，卻始終一言不發(fā)，讓人不能不懷疑他們的身份，是不是怕一開口就泄漏了他們是日本人?

第三，負責在廈日本人安全的日本領(lǐng)事館附警部日吉又男，接到火災報警后，不僅不急著趕到現(xiàn)場察看，反而晃晃悠悠地在鼓浪嶼等著，以便后來給登陸的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帶路。

第四，不論是當晚在鼓浪嶼碼頭上待命的和泉艦小汽艇、或是僅僅1個多小時后就能出發(fā)登陸廈門的和泉號上的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一切仿佛早有準備。

第五，火災發(fā)生的8月24日，日本領(lǐng)事上野專一發(fā)給外務大臣青木周藏的電報稱，是臺灣抗日的簡大獅余部逃到廈門，火燒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10月5日，上野專一自己又改口稱，“(廈門)本愿寺(布教所)遭焚毀一事毋庸置疑乃是排外思想下(一語不明)之暴徒所為”。

同樣態(tài)度變來變?nèi)サ?，還有趕來處理廈門事件的日本特派處理公使室田義文。1900年9月15日，室田公使發(fā)給青木外務大臣的機密外交電報中，第一句話居然是:“本愿寺布教所遭縱火一事，其實情暫且不言”。10月22日，室田公使卻向廈門地方政府開出一份11人的拘捕名單，認為就是這11位居廈的臺灣籍抗日志士“有形跡證明焚毀本愿寺之事件乃為彼等乘此次北清事變之機教唆人為之”。

日本人撒謊造假的本事太差，漏洞不勝枚舉。事實上，事發(fā)當日，在廈各方人士，已紛紛對日本人提出的“中國暴徒焚燒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一說，嗤之以鼻。

1900年8月29日，日本駐英國代理公使報告稱，在廈門的英國領(lǐng)事報告英國說，“縱火云云之報道顯然缺乏事實根據(jù)”。8月31日，日本駐福州領(lǐng)事豐捨松報告稱，美國駐福州領(lǐng)事認為，“廈門事件全無土匪襲擊之跡象。本愿寺失火之時，乃目擊清人、日人協(xié)同滅火，關(guān)系親密”;英國駐福州領(lǐng)事則不客氣指出，福州民間盛傳，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失火之前兩三天，“日本僧人已將(佛教)器具悉數(shù)移至他處……失火原因亦有證可循其可疑之處。”

中國方面更不用說了，時任興泉永道延年，在致福州洋務局的電報中清楚記述了當晚情形:“廈門山仔頂街日本教堂昨晚十二點半鐘失火，適弟帶兵查夜巡至該處，當今(即)撲滅。……茲領(lǐng)事照會藉稱，匪徒開槍放火并無人搶劫等語，其實焚燒之際均弟目擊，并無其事。”《申報》的報道中也稱:著火時，“幸(廈門)地方文武各員，督率兵丁，舁水龍往救，得以立時撲滅。”

經(jīng)過學者們多年研究，現(xiàn)在一般認為，所謂中國“暴徒”縱火之說與事實不符?？v火焚毀山仔頂廈門東本愿寺布教所，正是真宗大谷派僧人高松誓、及在廈日本浪人千葉久之助等人所為。還有學者指出，他們受到日本臺灣民政長官后藤新平指使。

廈門事件中的奇葩

從1900年8月24日到9月9日，廈門事件發(fā)生過程中，廈門城市受到了莫大沖擊。據(jù)《北清日報》8月31日“號外”報道:廈門“原住民惶恐不堪，陸續(xù)有人離廈，眼下人口已走大半，市街已形同空虛，商業(yè)停滯，盜賊橫行。”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其時廈門變相萬端，而其中清國人自不待言，居廈臺民，多數(shù)已將婦女及財產(chǎn)轉(zhuǎn)至他處，各處店鋪閉鎖，商業(yè)停滯”。而據(jù)時任閩浙總督許應骙稱，廈門居民逃離城市過程中，“竟有百余名男女士民，于避難途中溺死。”

對于廈門事件，中日各方學者都做了許多研究，此不贅述，只提幾件奇葩的事情。

一是日軍登陸廈門后，廈門團練總局，四處張貼了一份奇葩的告示，替賊說話。告示半文半白，讀來倒也押韻:“日軍登岸巡行，聲稱保護商民。爾等鋪戶居民，照常不必憂驚。往來如遇日兵，切宜靜氣平心。聽候上憲施行，特此告誡凜遵。”

二是1900年9月7日，駐廈門的興泉永道延年，向日本方面提交了一份奇葩的“謝罪書”(照會)，表示找不到放火的壞人:“以(日本)教堂被何等壞人焚燒，本堂缺查，深為抱歉。業(yè)經(jīng)飭查，分別認真辦理在案……”

第三件奇葩事發(fā)生在廈門事件解決后的1900年12月。時任福建水師提督楊歧珍，竟然開放廈門各炮臺，帶著日本廈門特派公使室田義文、日本駐廈門領(lǐng)事上野專一、和泉號艦長成田大佐、宮古號艦長八代中佐、參謀本部所派土井陸軍大尉、海軍軍令部所派佐野大尉等人一起參觀，“且炮臺司令官等眾將士紛紛出列歡迎……并一一指示武庫、火藥庫及備用炮之作用等”。開門迎賊，簡直不可理喻。(文/圖黃紹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