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還是他用繁體字親筆在紙上寫成!

雷鼎鳴先生文章全文：

近日香港幾宗校園政治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先是愛國形象鮮明的教育局副局長愛子自殺身亡，竟有人在香港教育大學的“民主墻”“恭喜”副局長，此冷血行為引起輿論嘩然!繼而有人在幾個校園張貼鼓吹“港獨”標語，有學生及教授不滿這些標語，竟遭校園中的極端分子粗言侮辱。“港獨”雖然違反《基本法》，絕大部分港人亦不支持，但十多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竟認為校方不應打壓，中文大學的學生會甚至不容許校方移除這些違法標語。

若說校園已容不下一張安寧的書桌，便是過分夸張了，但我們的確可見有一批極端分子在校園中到處挑動仇恨對立。這些人有沒有代表性?我看他們連自己的小圈子也不一定代表得了。我教書數(shù)十年，深知絕大部分學生都理性，肯講道理，不愿犯法，走極端路線的只是極少數(shù)。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大專院校學生會會遭到極端分子騎劫，以致有不少學生因“被代表”了而感到被冒犯?這是由于它們的選舉制度使然。

香港各大專院校選舉學生會“內(nèi)閣”時，只需極少數(shù)的學生投票便可滿足最低門檻。例如在香港科技大學，只要達到14%的投票率，選舉結果便合法，有些大學的門檻更低。若某年有兩成或以上的“高”投票率，那真是載入史冊了。由此之故，政治上腦之人要取得各校學生會的職位，在操作上并無太大難度，蓋因大多數(shù)學生對學生會搞的政治斗爭活動并無興趣。

校園中的極端分子人數(shù)雖然不多，但他們對校園及社會造成的破壞，卻是影響深遠，而且不易逆轉(zhuǎn)，對此視而不見，不聞不問，并非正確做法。

年輕人在求學時期都不能回避一個問題，究竟把時間精力用在什么地方才可建立自己的事業(yè)及對社會做出貢獻?他們有兩條路可選擇。第一條是潛心搞學問，增進知識，學懂怎樣才可提高自己的生產(chǎn)力，從而對社會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第二條是學習“搞斗爭”的技巧，并不斷參與社會中的“斗爭”活動，在實踐中提升自己這方面的能力。

我曾撰文早有闡釋，走第一條路的人越多，不但個人及社會的生產(chǎn)力得益，經(jīng)濟的長期增長率亦會因人力資本的增加及創(chuàng)新活動的活躍而上升。走第二條路的人越多，后果則頗為不同。這些人的學業(yè)成績通常不會很好，對社會的實質(zhì)貢獻不多，但“斗爭”技巧卻日漸嫻熟。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會成功地把別人的生產(chǎn)成果或資源據(jù)為己有，例如立法會中無所事事、只懂“拉布”卻可享高薪的人便屬于此類。與之相比，絕大部分的“斗爭”參與者恐怕還不會有此“成就”，他們無一技之長，在家中當啃老族或領取福利救濟度日，生活無憂，卻在網(wǎng)上匿名發(fā)表辱罵他人的“宏論”，以作發(fā)泄。

顯而易見，第二條路并非康莊大道，除了在革命時期有必要懂得政治斗爭外，負能量充斥的人會跟不上講求生產(chǎn)創(chuàng)新的社會。若他們?nèi)藬?shù)少，就算他們對社會幾無裨益，社會或還可養(yǎng)得起這批不事生產(chǎn)的寄生蟲;但他們?nèi)羧藬?shù)眾多的話，社會生產(chǎn)力會因人才短缺而萎縮，一方面，社會財富減少，另一方面，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他們爭奪資源時還容易內(nèi)斗，進一步無謂消耗社會財富。

我們當然不愿見到此種情況。最好的防范方法便是在極端思潮萌芽階段便將其扼殺，否則極端分子一旦人數(shù)擴張，便會產(chǎn)生自生能力，積重難返。讀懂數(shù)理化有生產(chǎn)力的人反而要養(yǎng)活只知“斗爭”的寄生蟲，誰愿意寒窗苦讀后再當冤大頭?

客觀地說，香港的大學及執(zhí)法當局都并非善于斗爭的人，若他們做事不夠果斷，婆婆媽媽，社會終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