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的家風斷代了

其實在撫順，王振海的名氣要遠大于王建平。

王振海1920年出生于贊皇縣的一個農民家庭，“七七事變”后參加了當地的抗日斗爭，后來又參加過解放石家莊、太原的戰(zhàn)斗以及平津戰(zhàn)役等。之后，按照中央解放全中國的統(tǒng)一部署，他隨大軍渡江南下，先后任福建惠安縣縣長、福建省軍區(qū)第五分區(qū)武裝部副部長、泉州地委副專員等職。1954年，王振海作為支援東北建設的干部，奉調到遼寧工作。此前一年，王建平出生。

王振海到撫順后，擔任老虎臺礦黨委書記、礦長。“那時老虎臺礦就是1萬職工的大礦了，是全國規(guī)模最大的煤礦之一。王振海剛上任時對煤礦一竅不通，但他好學，每天早上六七點，就讓礦上的工程師給他上課，后來熟練掌握了各種技術知識。”

崔載述回憶道，“他給人的印象頗好，為人正派。工人對王振海很擁護。1958年大躍進期間，王振海抵制破壞生產規(guī)律的做法，被錯劃為右派，調到了龍鳳礦。后來老虎臺礦多次發(fā)生事故，工人再三呼吁王振海調回來，覺得他是一個能帶頭、有作為、按規(guī)律辦事的領導。1962年王振海又回到了老虎臺礦。”

王振海曾見證了撫順煤礦產業(yè)的鼎盛時期。圖為撫順西露天煤礦。(本刊記者朱東君攝)

上世紀60年代，王振海被調到撫順市礦務局工作。當地有句話，“先有礦務局，后有撫順市”。撫順市檔案局前局長金鐸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解釋說：“撫順是座因煤而興的城市，撫順礦務局的歷史超過百年。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慣例就是礦務局黨委書記兼市委常委。”王振海在撫順礦務局先后任第一副局長、局長、黨委書記等職，繼而出任撫順市委常委、市委副書記。1980年，王振海調任中國煤炭地質總局黨委書記，兩年后退休，回到撫順養(yǎng)老。

在鄰居的眼里，王振海沒什么官架子。有鄰居曾想借用兩家宅院間的公共區(qū)域，王振海二話沒說就讓了出來，“他特別能為別人著想，還時常拿錢資助貧困學生”。

王振海退休后也像個老頑童，喜歡開玩笑。“他還喜歡寫字，常送給我們。下次再見到，就會問：‘你把我的字裱起來了沒有啊?’”金鐸說，“王振海去世前幾年，將自己收藏的一些字畫捐給了撫順市檔案館，他說，‘小毛(小兒子)和建平也都想要，我講你們想要你們自己去弄，我的要捐給檔案館。’”

當然，王振海對自己這個上將兒子是很引以為傲的。崔載述記得他去王振海家時，“他會特意給我看王建平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以及印有王建平形象的掛歷。”鄰居們說，王建平很少回撫順，“但每次要回來，王振海就特別高興，會忍不住和別人講，‘我兒子要回來了!’這時老伴商秀蘭就出來責備他，‘不是說了不要講嗎?’如果王振海拿王建平的照片給別人看，商秀蘭也會阻止他，‘不是說了不要看嗎?’”

在外人眼里，商秀蘭嚴謹、低調。“她多年疾病纏身，但凡事盡量親力親為。有一年商秀蘭拎了壺開水，上樓給王振海灌熱水袋，一步沒站穩(wěn)，整壺開水澆在胳膊和身上，嚴重燙傷，休養(yǎng)了好久才痊愈。”她對孩子管教很嚴，據說王建平兒時頗為頑劣，有一次偷了老鄉(xiāng)家的黃瓜，邊走邊吃，剩下的裝在書包里。商秀蘭發(fā)現后當場打了他，帶著他把黃瓜送回去，吃掉的還另付了錢。

王建平步步高升，商秀蘭卻是處處小心，生怕給兒子帶來不好的影響。“小兒子夫婦原來與兩位老人同住。小兒子愛喝酒，商秀蘭便經常告誡他不要老去外面喝，影響不好。”鄰居們說，“在商秀蘭的打理下，家中基本上見不到與王建平相關的物品。有人上門求辦事，王振海都會撂一句‘去找老商，我說了不算’。商秀蘭要是也推脫不了，就會和王建平的妻子聯(lián)系。”

王振海的一個鄰居清楚地記得：“王建平的母親商秀蘭跟我聊天時，曾提到不喜歡孫子做生意。我隨口問了句，‘他做什么生意?’商秀蘭就嘆氣：‘我也搞不清做的什么，反正各地都有生意，我覺得做生意不好。’”

王建平有一個兒子，在王建平被調查后，媒體報道稱，他的兒子包攬了不少武警部隊的工程，還有一些工程由他兒子“發(fā)配”給承建商，王建平對此明知故縱，使兒子大發(fā)其財。老人的預感何其準確，優(yōu)良的家風不在了，麻煩也就來了。

從乙種師走出來的優(yōu)秀師長

王建平曾經是一名優(yōu)秀士兵。1969年，16歲的他參了軍，先后在錦州任炮兵42團團長，第四十集團軍炮兵旅參謀長、副旅長、旅長。1992年，他擔任第四十集團軍120師師長，駐扎在興城郊外。

《環(huán)球人物》記者接觸到的撫順人，大多認為王家在部隊并沒什么影響力，王建平的升遷應該不是依靠王振海的關系。當地流傳著一個傳奇故事來解釋他的升遷——傳說王建平在1969年入伍后，作為新兵參加了珍寶島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他半夜外出尋冰解渴，卻發(fā)現了一輛蘇軍坦克，立即上報，我軍俘獲這輛坦克，并推進了我國坦克的研制，王建平因此立功。但了解王建平的人說，這個傳說不可信，王建平沒有上過戰(zhàn)場。

還有人把王建平的快速升遷歸因于他的岳父，稱王建平在錦州服役期間被部隊領導看中，領導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這一婚姻細節(jié)得到知情人士的確認：“王建平的岳父曾是沈陽部隊里級別較高的領導，但在上世紀80年代初已經退休，那時王建平的職位還不高，談不上岳父提攜。他后來的迅速升遷應該是憑借自身過硬的素質。他當連長的時候，帶的連就是非常好的連;當營長的時候，帶的營就是非常好的營。而且那時候部隊提干標準很嚴，不存在買官賣官的情況，優(yōu)秀的戰(zhàn)士才能當班長，優(yōu)秀的班長才能當排長。實事求是地說，那時的王建平表現確實非常不錯。”

120師誕生于抗日戰(zhàn)爭的烽火硝煙中，由抗日游擊隊發(fā)展而來。后來與118師、119師同屬第四十集團軍。“當時只有118師是甲種師，也就是主力部隊;120師是乙種師，并不是第四十集團軍著重培養(yǎng)的對象，提干也往往從118師選，而不是從120師選。”知情人士介紹說，“但王建平任120師師長期間，狠抓部隊建設，提出要克服乙種師難作為的思想，乙種師也要創(chuàng)造像甲種師一樣的工作成績，要做到部隊像部隊的樣子，營區(qū)像營區(qū)的樣子，軍人像軍人的樣子。此后，120師在軍事訓練、營房建設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變化，也獲得了不少獎。”

那時王建平在部隊的口碑也不錯，“除了過硬的工作作風和敬業(yè)精神外，大部分士兵覺得他很務實，私底下評價他平易近人，有人情味。”據說他當團長時，一次坐著吉普車回營房，路上看到認識的老干部家屬，就命令立即停車，讓車上的人徒步回去，讓老干部家屬坐車回家。

位于興城的120師駐地。(本刊記者朱東君攝)

1996年10月，120師轉隸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兩個月后，王建平調任武警西藏總隊總隊長。有知情人士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西藏工作任務艱巨、條件艱苦，當時調王建平去可能是鍛煉他。其間，王建平的妻子一直在錦州某部隊醫(yī)院任職。后來王建平進京工作，妻子也跟著去了北京。

2009年，王建平出任武警部隊司令員，3年后晉升為上將。據媒體分析，王建平的問題就出在他主政武警部隊期間。他早年的優(yōu)良作風此時顯然已蕩然無存，他帶給家人的榮耀也變成苦澀。

誰來監(jiān)督一把手

《環(huán)球人物》記者在遼寧省走訪期間，不少人向我們提起正在熱播的電視專題片《打鐵還需自身硬》，這部掐著點在本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召開前播放的反腐大片，再次掀起了人們對反腐的關注熱潮。片中，廣東省政協(xié)原主席朱明國一語道破了一把手權力運行的邏輯：“最后都是組織通過、組織決定、集體通過。但是誰先提?用人的提名權是最至關重要的，沒人提名，你是進不了那個圈子的。當一把手35年，我的體會是，如果你一把手開口了，基本上沒有人反對。”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王建平一路從團長、旅長，做到師長、司令員，不可能沒有體會過一把手的種種特權。一位部隊內部人士舉了個例子：“要提一個團長，管人事的人去問師長的意見，師長一句‘提誰還用我說嗎?’管人事的就明白了師長的意思，到下面去征求意見時，就可能直接問，你覺得某某某當團長怎么樣。而在早年，候選人都要經過士兵委員會投票才能當選。一旦一把手意愿成了風氣，也就沒有投票了。”

“30多年來，我們在經濟領域里摒棄了蘇聯(lián)模式，但在政治領域還殘留著影子。”中國紀檢監(jiān)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幾年前，他出版了《蘇共亡黨之謎》一書，書中剖析了“蘇聯(lián)模式”的兩個根本性弊端，一是集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于一體的權力結構;二是用等級授職制代替普選制的選人用人體制，也就是從上往下層層任命干部，而非從下往上層層選舉干部，這在短期內可以，長期就要出問題。

因此有個奇怪的現象，黨政軍一把手都是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千挑萬選的，而他們往往是最易腐敗的。李永忠認為：“王建平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腐敗的，權力不受監(jiān)督制約，權力沒有科學地分解。所以不僅要看到王建平自身素質的問題，更要看到權力運行機制內在的問題。我在20年前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異體監(jiān)督，就是要解決這種權力結構的問題，因為再鋒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目前推進的改革，如讓解放軍審計署脫離總后勤部，直歸中央軍委管;紀委對各大戰(zhàn)區(qū)派駐紀檢組，加強巡視等，都是發(fā)揮異體監(jiān)督的作用。”

武警部隊又有其特殊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說：“一方面，它受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雙重領導。到底誰主要領導和監(jiān)管?這就有點模糊了。”另一方面，武警由內衛(wèi)、黃金、森林、水電、交通等部隊以及公安邊防、消防、警衛(wèi)等部隊組成。“和地方的聯(lián)系比較緊密，參與的經濟活動不少，這是武警比別的部隊更容易產生腐敗的原因。”李永忠說。

在王建平落馬前，武警部隊就有一批“老虎”被查處，包括武警交通指揮部原司令員劉占琪、原政委王信、原總工程師繆貴榮、原副司令員瞿木田，以及武警部隊原副司令員牛志忠。武警交通部隊主要承擔公路、港口及城建等施工任務。

知情人士說：“王建平的兒子能接到武警的工程，很可能就與劉占琪有關。未必是王建平主動找的劉占琪，可能劉占琪給他兒子好處，他也就默許了。”

王建平的落馬與其他“大老虎”也有關聯(lián)——周永康曾主政公安部，與王建平的工作關系密切;徐才厚曾在沈陽軍區(qū)任職，可能與王建平有交集，且他出任軍委副主席后也是王建平的上級;同時王建平的上級領導還包括原軍委副主席郭伯雄。

“如果權力的頂層得不到監(jiān)督，形成了一個個圈子，那頂層以下的人勢必要選擇：我是進圈子，還是游離在圈子之外?團團伙伙就這樣嚴重起來。”任建明說，“這個問題要自上而下地解決。習總書記講，‘在黨內，誰有資格犯大錯誤?我看還是高級干部。高級干部一旦犯錯誤，造成的危害大，對黨的形象和威信損害大。’對高級領導人和高級將領，怎么能建立有效的監(jiān)督?正在試點的監(jiān)察委員會就邁出了一大步，它由最高權力機關人大產生，以后黨內監(jiān)督、軍隊監(jiān)督的位階和獨立性，都可以從中獲得啟示。頂層的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大樹底下才不會小樹叢生，團團伙伙才有望從根本上解決。”

作者：《環(huán)球人物》記者 朱東君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