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談

高等教育“質量下降”是一個真命題也是一個假命題

今年，是我做教師的第83個年頭。我開展高等教育研究萌芽于20世紀5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等歷史緣故，心理學被批為偽科學，教育學被批判為宣揚資產階級教育，所以我只能堅持自己研究而不能發(fā)表文章。改革開放之后，科學的發(fā)展迎來了春天，高等教育的春天也到了。從那時起，我正式開展高等教育研究與教學，現(xiàn)在已堅持40年，如果從20世紀50年代算起，則是60多年了。

我對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比較滿意而不是非常滿意

現(xiàn)在，很多人對紛繁復雜的高等教育問題頗有微詞，但我認為問題多是好事，不是壞事，社會只有不斷地解決問題才能前進。

1984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正式將高等教育學列為二級學科。當前，高等教育學科在全國已有20多個博士點，100多個碩士點，我們已經培養(yǎng)了大批研究與應用高等教育理論的人才。但是，我覺得，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fā)展還不夠充分。第一，我們的高等教育理論體系還沒有成熟;第二，高等教育學是二級學科，還沒能成為一級學科。在中國的制度環(huán)境下，高校經費劃撥按照一級學科來計算，二級學科沒有經費;因此，從2005年開始，許多大學不得不去掉“高等”二字，把高等教育研究所改為教育研究院或教育學院。如大家所知，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不同，高等教育應當是相對獨立的一套體系。

在高等教育即將從大眾化進入普及化的關鍵階段，討論高等教育的“質量”問題，涉及三個方面：一，什么是高等教育質量;二，現(xiàn)在大學生質量是否下滑;三，關于“雙一流”的評價。

何謂高等教育質量?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年前就提出反對唯一的質量標準，而應該采取多樣化的高等教育質量觀，辦一所學校應該綜合考量教學質量、管理質量、財務質量等等種種質量標準。1998年，在高等教育即將進入大眾化的時期，我也提出高等教育質量標準應當多樣化。我所指的質量標準多樣化同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指的不同，而是研究型大學有研究型大學的質量標準，應用型本科高校有應用型本科高校的質量標準，高職院校有高職院校的質量標準。研究型大學的質量標準是學術;應用型大學的質量標準是應用;高職院校的質量標準則是能力，旨在培養(yǎng)大國工匠。從經濟社會轉型發(fā)展的角度來講，國家需要一大批科學家，還需要數(shù)以萬計的工程師和工程技術人員，更需要數(shù)以億計的“大國工匠”。所以說，質量標準應該多樣化。

許多人懷疑大眾化將導致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鑒于此，我提出“質量下降”不僅是一個真命題，也是一個假命題。真命題是指學生擴招，師資、設備、校園建設跟不上，必然導致高等教育質量下降。假命題是指不同的高等學校有不同的質量標準，各級各類高校都應當有不同的質量標準，用研究型高校的學術水平作為唯一的標準來評價應用型高校而得出的 “質量下降”是個偽命題。

對于當前大學生質量是否下滑的問題，我認為，如果從使用網絡新技術的角度來說，我確實比我的學生差得太遠。然而，人們向來有一種偏見：總是習慣于用自己的標準來評價下一代，把下一代學生看得不如自己。這是違反“發(fā)展觀”的。過去，曾經流行一句話：七八十年代的青年人是“垮掉的一代”。實際上他們并沒有垮掉，反而是這批人更加有創(chuàng)新、有擔當。那么，為什么現(xiàn)今80后看不起90后，原因何在?我認為是代溝，一方站在“溝”的這邊看另一方，總覺得另一方不如自己。

至于大學生“加負”、廢除清考等現(xiàn)象，我認為，“水課”當然要廢除;清考是弄虛作假，更是錯誤的。清考的錯誤在于學校和教師。為了提高教育質量，許多人提出要像國外那樣搞淘汰制，我認為退學和淘汰制要謹慎。中國是一個學歷社會，學生被淘汰了，他就很難就業(yè)或轉學;不像在國外，學生被淘汰了之后可以自由地在多校間轉來轉去。在國內，高校隨隨便便搞淘汰制，那就會提高中國大學生自殺率，我認為不能夠硬搬國外做法。

關于“雙一流”的評價，2017年，我已經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雙一流”為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注入強大動力》。我認為“雙一流”建設不能夠僅限于幾十所大學幾百個學科，應輻射全國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校，所有有實力、有特色的高校和學科，不論出身都應有機會成為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雙一流”。

不要把招生和高考綁在一起

高校招生應該采取多種方式。我的主張是高校、學生都有選擇學校與學生的權利，具體辦法是“套餐式”的報考與招生，比如，很多國家和地區(qū)采用申請-考核制。以高考分數(shù)為唯一招生標準是非常不合理的，考分不能顯示學生各學科的學業(yè)水平。我主張用“套餐”招生，學校根據(jù)人才需求、專業(yè)需求和學科需求來制定套餐;學生根據(jù)興趣與專長選擇套餐，揚長避短，各得其所。

現(xiàn)在，一些學校已經在進行相應的改革嘗試，比如南方科技大學實施的“6+3+1”模式，“6”是指統(tǒng)一高考，“3”是指學校面試，“1”是指中學評價。雖然，這只是開了一個改革的“小口”，可以嘗試繼續(xù)放開。高校招生不應當只有高考一條途徑，應當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招生，把招生權還給學?！，F(xiàn)在學校沒有招生權，學校招生通過軟件程序按照分數(shù)名次選拔，也不管學生是否合適和對口。如果學校認為學生不合適，需要換一個，就必須說明理由。

此外，現(xiàn)在很多思想觀念和制度落后于實際情況。我們把高校招生叫做選拔優(yōu)秀人才，但現(xiàn)在中國高等教育即將進入普及化階段，人人都可以進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過去并不是人人都能有機會上大學、中學、小學，這才需要選拔，現(xiàn)在不存在選拔問題，而是高校、專業(yè)和學生之間，相互適應的問題。

對未來，我充滿希望，中國現(xiàn)在是高等教育大國，正在向高等教育強國邁步前進。高等教育強國的建設有待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但是改革與發(fā)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習主席所說，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本文編輯自中國教育在線對潘懋元先生的采訪)

潘懋元(教育學家，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創(chuàng)始人)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