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在一間破草房里，一個叫嚴宏昌的人，帶領村里18戶農民在一張包產到戶的“生死狀”上摁下了紅手印。

他們把隊里的土地分到了戶，首創(chuàng)“大包干”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在當年，干這件事，是要冒著坐牢的風險。

安徽滁縣(今滁州)小崗村村民立下“生死狀”的那一刻被定格在歷史瞬間。在國家博物館舉行的“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上，十八顆紅手印引來不少觀眾駐足。

國是直通車 孫秋霞 攝

事實上，在改革的浩蕩浪潮中，還有許許多多的第一次，這些親歷者均有著不同的故事。

換一種活法

上世紀70年代，滁州遭遇特大旱災，造成糧食大減產，農村經濟極其困難，大部分農民均出門逃荒要飯。

1978年夏秋之交，29歲的嚴宏昌決定換一種活法。

“我們有手有力氣，我們有小崗這片土地，為什么我們會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嚴宏昌捫心自問。

后來，他找到村里的長輩，問小崗村究竟該怎么干?年齡稍長的人告訴嚴宏昌，“只要能將地分給我們干，我們都能保證能干到糧食夠”。

當時，包產到戶人人想干，但沒人敢干，嚴宏昌還是決定賭一把。作為村里的副隊長，他告訴每家每戶，讓當家做主的留下來，家里其他人出去要飯。

國是直通車 孫秋霞 攝

1978年11月24日，嚴宏昌將18戶人家的代表聚集在一起，簽下“生死契約”，打算偷偷地干，甚至連家里人也不告訴。

他們商量好，要是誰倒霉了，剩下的人排著去給他送牢飯，并把小孩養(yǎng)活到18歲。

按照計劃，村民們打算先瞞一年，等到有收益的時候再匯報。“如果說不準我們干，我們到那時候犯罪，叫我去坐牢，叫我去殺頭，這是我們的命。”嚴宏昌說。

一年之后，只有100多人的小崗村糧食總產量達到66噸。相當于全村1966年至1970年五年的產量總和。

然而，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做法卻一直存在爭議。有一次，在合肥召開的省委常委擴大會上，不少人公開反對包產到戶。

但時任安徽滁縣地委書記的王郁昭說了實話。他指出，根據(jù)調查，增產最多的就是包產到戶，其次就是包產到組，再其次增產不多的和減產的就是原來的生產隊。

“我的結論是，隊不如組，組不如戶。”王郁昭回憶，他說這些話時已經準備被撤職，但“問心無愧”。

沒過多久，中央終于對農村政策問題有了表態(tài)。“可以按照原來的生產隊搞集體，也可以包產到組，也可以包產到戶，或大包干到戶。”王郁昭說，“后來全國99%都搞了大包干，這是農民的選擇，全國一下子星火燎原。”

為自己正名

一張舊時的營業(yè)執(zhí)照也被放在了展區(qū)，它的工商證字號是10101號，是改革開放后第一張個體工商業(yè)營業(yè)執(zhí)照。

國是直通車 孫秋霞 攝

領到這張營業(yè)執(zhí)照的人叫做章華妹，當時她還不到二十歲。從1978年開始，章華妹便在家門口賣起紐扣、拉鏈等小商品。

起初，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擺攤，遇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人員來檢查就收攤躲藏。最讓她難過的，是旁人的眼光。

“那時在自己家門口做生意，人家也是看不起你的，你是生意人，擺攤的。周圍很多朋友，本來從你面前走，一看你在做生意就轉過去。”章華妹說。

1979年，溫州工商局的工作人員來到了章華妹所在的解放北路，并告訴她國家有新的政策了，每個做生意的人都可以申請營業(yè)執(zhí)照。

“當時我聽了以后，我就告訴爸爸。我也沒有這個概念，什么是營業(yè)執(zhí)照，爸爸說大概可以做生意吧，你去領吧。”章華妹回憶道。

1979年12月11日，章華妹來到溫州市鼓樓工商所，拿了一張表格帶回家，填好后又送回了工商所。

一年后，也就是1980年12月，章華妹領到了自己的營業(yè)執(zhí)照，成為中國第一個合法個體工商戶。

據(jù)章華妹回憶，當時還沒有電腦，也沒有打印機，營業(yè)執(zhí)照全部都是手寫。領到自己的營業(yè)執(zhí)照后，章華妹將它掛在了最顯眼的地方。

短短兩年間，溫州市申領個體工商營業(yè)執(zhí)照的數(shù)量超過10萬余戶，占到全國的十分之一，很多溫州人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萬元戶”。

大膽吃“螃蟹”

在“萬元戶”都稀缺的年代，大字不識的年廣久靠賣瓜子成為了“百萬元戶”。

那是1980年代，年廣久在蕪湖十九道門擺起了一個賣瓜子的固定攤位。他賣瓜子時總會額外抓一把送給人家，有人因此給他取了個帶有調侃意味的 “傻子”名號。

后來，他索性給店鋪取名為 “傻子瓜子”，并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名牌產品。不過，年廣久的“成名”之路充滿了坎坷。

國是直通車 孫秋霞 攝

1980年代中期，在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還沒有被正名的時代，年廣久就在全國率先搞起了有獎銷售，頭等獎是一輛上海牌小轎車。

當時，有人說這種做法是變相賭博，但年廣久卻認為自己沒錯。盡管有人3次跑到年廣久的店里，叫他們停下來，但年廣久就是不聽。

此前，他曾因賣魚和板栗被抓進監(jiān)獄兩次，第二次出獄后，“個體經濟”迎來曙光，他又當起了小商販。

精明的年廣久不斷推出各種促銷策略：獨生子女買兩斤瓜子可以不排隊、外地人到蕪湖用車票來買兩斤瓜子不排隊、結婚的買10斤瓜子不排隊、軍人不排隊……

由于生意火爆，年廣久還請來了一些雇工，這在當時引起了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

令年廣久沒有想到的是，他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

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時指出：“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元，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時至今日，年廣久的名片背面一直印著這句話。

(孫秋霞 參考資料：新浪財經視頻)